拉美500年，荆棘丛生的自由繁荣之路

 缘起

最近对拉美的政治经济历史感兴趣，所以读了一些相关书籍，看了一些相关视频，感觉拉美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地区：资源丰富，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贫民窟，贫富差距大etc。 所以把阅读的笔记和思考重新整理如下。

注：下面的很多内容都是来自读书笔记，如有雷同，那是真的在抄书 lol

参考材料：

從「已開發」倒退回「發展中水準」的國家，經濟學家眼中最離奇的案例 （视频）

阿根廷国家崩溃报告 （视频）

《掉队的拉美》 [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书）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书）

正文

拉美的问题

相比其他国家，拉美有很多优势，比如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气候也很适合农业发展；比如比亚洲和非洲国家更早实现独立和民主制度；比如没有直接卷入一战和二战，二战期间由于欧州陷入战乱无暇输出工业品，拉美的民族工业从而获得了更多市场，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二战之后拉美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一片废墟的欧洲，还被东亚诸国后发超车。

《掉队的拉美》中把经济的增长转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产量增加和收入提高主要是由生产率增长驱动的。简单来说，第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使用了更多机器或雇用了更多工人，而是由于做事的效率提高了。

第二个阶段，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强劲，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第一个阶段不同的是，第二个阶段对机器、建筑物、公路和港口的投资成为增长的另一重要来源。

第三个阶段，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成为增长最主要的来源，有助于维持相对较快的经济扩张。有时第三个阶段会引起新的结构或技术变革，使生产率有新的跃升，于是上述过程进入一个层次更高的新周期。

作者认为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并没有跨越增长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从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上，拉美的各个国家也很落后。比如拉美的贫困人口多。1970年，在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整整30年之后，所有拉美家庭中仍有4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令人震惊的62%。还比如拉美的人均收入低。1975年拉美平均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4%，至2006年，这一数值跌至19%。再比如拉美的贫富差距很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失业率高企，通胀失控等等。

根据经济学研究，一个国家的自由繁荣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在解释长期增长绩效的差异时，制度的强大和透明至关重要。那些促进法治、保护产权、鼓励尽快解决冲突及抑制腐败的制度，最能促进增长和繁荣。

其次，国家经济政策也很重要，促进竞争、提高效率、鼓励出口的政策往往能比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再次，将通胀保持在可控水平，避免重大货币危机对长期的经济表现和增长有重大影响。

经济史学家已经证实，国家之间繁荣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生产率的演进路径；与那些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国家相比，生产率增长更快的国家，也就是效率提高更快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好的表现。

除了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经济表现还取决于另外两种因素，

一是通过投资于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张；

二是雇用更多的更高技能的工人。

基于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经济体系如何获得成功

第一，创建或解散一个企业应该很容易。注册一家企业应该轻而易举，有关文件和程序应尽量简化，雇用工人和必要时的裁员都应简单易行。企业应能获得贷款，但是破产程序也应简单、高效、迅速。

第二，成功的创新者应该能够获取他们努力的成果。这对法治、产权保护和合同的执行提出了要求。司法体系必须独立、诚实、高效，应该公正、及时地解决冲突。适当的税率和鼓励竞争的监管框架对于激励创新也是必需的。

第三，竞争应成为普遍现象，并且通过有力、明智和谨慎的监管消除公共或私人垄断。国际竞争和对外开放有助于削弱垄断力量。为了促进竞争，应该抑制获得特殊待遇和税收减免的游说，禁止勒索或行贿等犯罪活动。

第四，做出切实的努力，以避免贸易协会、大型公司、地方利益和工会等利益集团俘获监管者或影响监管实施和执行的方式。

第五，经济政策应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持续创新的激励。只是偶尔采用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是不够的，应当始终努力帮助新思想和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涌现。在新兴国家，模仿和改造最早在发达国家中创造出来的新技术也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这意味着外国投资应该受到欢迎，贸易应该是非常开放的，各种层次的教育体系都应保持高质量。

资源丰富，未必是福气

相比北美殖民地，拉美国家由于资源过于丰富，在殖民地时代被欧洲国家更加强力地压制和剥削。美国之所以能够早早独立，就是因为资源不够丰富，英国不愿意投入太多财力物力镇压独立运动。而当加勒比海岛上的一些英国殖民地闹独立时，英国就不计一切代价得把独立运动镇压下去，因为那里的经济作物产量丰富。拉美的其他国家在独立时也遭遇过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的残酷镇压。同时欧洲国家在拉美地区建立一套以资源汲取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农作物生产出来、矿产被开采出来后被直接卖到欧洲进行再加工或者供消费，而并没有现在拉美本地流转加工，这阻碍了本地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出口资源的收入全部进入了少数贵族殖民者的腰包，他们用这些钱从欧洲购买各种奢侈品和艺术品，而并没有购买拉美本地产品，这也阻碍了拉美本地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程度，和小企业的繁荣程度息息相关。小企业越多、越容易被建立和关闭，竞争就会越多，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小企业的繁荣可以创造更多就业，生产更多普通百姓需要的产品，让经济的发展惠及尽可能多的人，促进社会繁荣。

而拉美殖民地时期的汲取型经济很不利于本地小企业的发展，导致即使拉美的丰富资源无法惠及普通民众，无法促进社会繁荣，也给拉美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很差的根基。

虽然拉美的自然条件很好，自然资源很丰富，但不幸的是，它们的一些特点却阻碍了民主平等制度的发展。

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区分了美洲的三种殖民地类型：一类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甜菜和其他作物，这些作物需要大规模经营并且大量使用奴隶；一类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开采这些资源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受到压榨的主要是土著居民；一类是气候和土地质量适于耕种无须大量劳力的作物。正是最后一类殖民地，“由于富饶的土地资源和对资本要求较低，大部分成年男性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业主”。这样的殖民地大多数存在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建立了更为平等的制度，包括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教育体系。

18世纪南美和北美采用的生产技术已经出现了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财富分配以及南北美洲的制度演化。比如，在通行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食糖和矿产都很重要，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即契约劳动和奴隶劳工，以及大量的资本。这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家庭手中，这些家庭最终控制了大型采矿企业和大庄园。与此相反，在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农作物要求的土地与劳动力比率要高得多。

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导致拉美对这些资源的过度依赖，当这些资源的价格产生波动时，会对拉美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很多拉美国家欠了大量外债，或者汇率锚定美金外加其他一些因素导致汇率徐高，或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时还能被掩盖，但是一旦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暴露出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拉美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国内经济成长也会掩盖经济政策的问题，甚至让人们产生是某些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成长生活改善的幻觉。比如查韦斯统治时期的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本质是由石油价格的上涨所推动的，如果横向和其他资源出口国比较，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反而是相对落后的，但是这些增长反而帮助查韦斯确立的执政合法性，甚至当他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和反抗时，他还能利用石油出口的钱来收买支持者镇压叛乱。

先天不良的政治生态

拉美的主要殖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靠开拓殖民地发家的早，但是过早的暴富反而让统治者属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工业，最终在殖民地掠夺的资源全部成了英法德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工业化上的落后也造成了民主化的落后，这两个国家可以算是西欧南欧诸国中很晚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了。同时不同于英国殖民者以建立通商贸易为核心的殖民地管理方式，这两个国家对殖民地的管理多是掠夺式的，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攫取资源。而不是像英国人那样在殖民地搞自治，让它们自行发展经济，然后收税。这就给拉美政治生态奠定了集权专制的根基。

不同于英国人的理性，西班牙葡萄牙那种感性而热情奔放的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态，让他们更容易选举出个人魅力十足的独裁者。正如书里所说：“南北美洲制度的反差源自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的目标不同。西班牙的目标是建立“征服帝国”，而英国的目标是建立“商业帝国”。”这又加强了拉美政府权力大集权专制的特性。

拉美的宪法和美国的也有很大不同。

现代拉美国家的宪法是尚未完成的公文，总是被那些真正拥有主权和权力的人修改。

首先，根据他们的“新拉美立宪主义”，政治宪法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公文，可以快速灵活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它们应当易于被修改和改良，不应该期待它们历经十年而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增加了所有参与者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 其次，这些新宪法意在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政治公正无私的伪装统统被弃之不顾。 再次，根据拉美的新立宪主义，两项额外的国家权力被加入行政、立法和司法职权之中，即公民的权力和选举人的权力。 由于这两项额外的权力，新立宪主义同意并广泛依靠公民投票和表决推进政治和社会议程。 与美国宪法和拉美各国传统宪法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新宪法不是一份简洁的公文。相反，这些宪法极为冗长，充斥着大量法律条文，涵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很多方面进行管制；赋予个体、群体和地区大量的经济权利。 在很多方面，拉美国家的新政治宪章可被归入法学家罗宾·韦斯特（RobinWest）和其他人所谓的“进取型宪法”的范畴，以当前社会的目标和抱负为出发点，区别于更为传统的“记录历史成就”的宪法。前者旨在将司法体系政治化，以实现民众政治目标的最高纲领，而后者追求的是维护现状，包括保护民众权利、避免未来可能的滥用，美国宪法是其最早的案例。然而，针对宪法列出的长长的责任和义务，资金来自何处却未置一词。这种情况可能会培育出一长串得不到满足的愿望，从而导致严重的宪法危机。

委内瑞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查韦斯上台后依靠个人魅力和军队里的根基，轻松修改宪法满足自己的政治利益。拉美很多类似的有独裁倾向的民粹主义者在还权于民的掩护下，创造条件使其统治世代永固，造福亲友，为他们的行为披上了一层反映人民真正愿望和忠于立宪主义的合法外衣。

拉美宪法的特性导致了人民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这最终又会演变成对政府的过度授权，导致一系列问题。

大政府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权力制衡。比如虽然拉美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议会同样允许某一特定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无限制再选，只要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不变，他或她就能无限期地执掌行政部门。但是拉美由于缺乏权力制衡的传统，导致它的议会制和欧洲的议会制有很大不同。第一，欧洲议会制允许审查首相，但在委内瑞拉宪法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人们只能审查部长，但不能审查行政首长。第二，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出现在政治进程中的政府干预往往十分猖獗，而允许无限制再次竞选可能使政府的侵扰与干预愈发严重。

有的研究还表明，公共政策质量更高的国家往往拥有制约行政权力的政治制度，因而难以通过立法侵犯产权，实行严重的经济管制，或者单方面降低经济开放程度。

还有的研究表明，为了使现代化和经济政策取得真正的长期进步，我们可能必须实施重大的政治改革，从而加强民主，使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拥有与行政部门平起平坐的权力。然而，这不容易实现，因为既得利益者会抵制削弱其影响力、导致收入和权力的再分配不利于他们的任何变革。

大政府的问题之二就是法治差， 政府腐败。政府经常干涉法院判决，产权保护不力、夸张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轻视法治、司法体系的低效与无能、高度腐败。比起亚洲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拉美的判决耗时更长，费用更高。原则上腐败可能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在一个行政管制烦冗、官僚作风和扭曲盛行于世的经济体中，腐败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腐败可能会对信用、透明度和信誉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阻碍投资和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拉美属于后一种。拉美国家在八个营商环境项目中每一项的整体表现，都不及亚洲小虎和发达的大宗商品出口国。

在很多拉美国家最近的发展趋势中尤为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盛行就某一特殊内容修改宪法，正式承认反对改革的群体的利益，同时借由弱化其他部门来强化行政部门。凭借宪法赋予的广泛的义务、责任和要求，他们可能会妨碍司法，削弱对产权的保护，通过总统的无限期连任给予行政部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力。

大政府的问题之三就是会让政府官员好心办坏事。大政府的官员经常会对自己设计政策做计划的能力过度自信，但是现实中很多事情不是只靠做计划才能解决的，甚至过于庞大和细密的计划外加强大的执行力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比如1940年代，由于二战，英美工业品生产减少，使得拉美的民族工业得以发展，之后拉美各个国家采取了增加进口关税，投资关键民族工业的措施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但是如何选择哪个工业应该投资和保护很难，最终造成大规模的腐败和浪费，伤害了出口商，降低了本国工业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结合其他一些政策，例如汇率锚定美元等，导致本国货币汇率虚高，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利于出口的政策是导致2000年前阿根廷长期经济表现低迷的原因。

又比如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 墨西哥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庞大的外部赤字，短期资本的高流动性，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高通胀。墨西哥政府为了抑制通胀，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最终导致银行和债务危机爆发，因为钉住美元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会增加外部赤字，脆弱的银行使政府不敢轻易使用利率这一宏观经济工具，并有可能放大货币危机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前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用钉住汇率制度抑制通胀是一项危险重重的政策，往往会以危机爆发收场。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采用浮动汇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其汇率市场的表现与发达国家相似。通过允许汇率反映市场状况，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更好地消化国际价格和利率的变动等世界经济冲击。为什么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精明强干的政策制定者会忽视智利的教训，坚持采用钉住汇率制呢？在坚持这种政策的同时，为什么他们没有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工资与货币价值大致保持同步？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忽视维护出口商政治支持的必要性，而让他们由于货币升值遭到莫大损失呢？ 其中一半原因就是因为技术官僚对于控制通胀的盲目自大。

大政府的问题之四是缺乏独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变成了政府的印钞机，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胀。

大政府的问题之五是臃肿不堪、极为低效的政府难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对研究与开发的支持等基本公共服务。

上述政府问题综合起来导致了拉美90年代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的失败。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内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与争取进步联盟不同，“华盛顿共识”并非由官方发起的经济计划。它更多是一组联系松散的思想的组合，旨在促进拉美经济体的现代化，推动放松管制，实施开放和改革。实际上，华盛顿的机构对这些极为大胆的改革议程中的某些内容持怀疑态度，在有些时候甚至公开表示反对。

在实际改革中，每个拉美国家都有各自微妙与复杂之处。改革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取得的进展大多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缩减财政赤字、实施税务改革、降低进口关税、将国有公司私有化。

在许多国家，初期效果使人印象深刻。通胀显著降低，经济增长明显上升：但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初期成果背后隐藏着重大的弱点。

许多拉美国家，包括其中三个最大的国家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仍然将本币按照人为设定的高汇率钉住美元，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它们允许货币高估的程度持续增加。这种做法削弱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还助长了投机，这反映为短期资本流入的大幅增长。然而，本币高估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大部分拉美国家，公共事业的私有化，如能源、供水、卫生设施和通信等行业，是在恰当的管制和竞争政策缺位的情况下着手实施的。结果，在许多国家，国有垄断被私人垄断代替。很多国家在私有化的同时伴随着腐败和不正当交易，主导公共企业出售过程的政府官员等内部人员轻易地以低价购买了大宗股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未能或者不愿意继续深化改革、创建强有力的现代制度，以期达到促进法治、保护产权、抑制腐败的目的。

保证汇率具有竞争力、设计旨在促进竞争的政策、通过制度改革来保护产权，这都是最初“华盛顿共识”箴言的一部分，但是大多国家对此只是说说而已。因此，许多拉美国家不但未能跃升至增长转型的更高阶段，反而变得更容易遭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这些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失业增加、储蓄耗尽、工资降低。民众深感失望，为此愤怒不已。

尽管有大肆宣传与媒体的关注，“华盛顿共识”对拉美经济政策环境的改变微乎其微。实际上，大部分拉美经济体仍是世界上管制最多、扭曲最严重和保护主义最盛行的国家。

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造成的危机却被归罪于欧美国家和它们的制度，这样的外部归罪之所以能让拉美人民接受，是因为拉美的历史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反欧反美情节。

拉美有着被欧洲殖民的血泪史。欧洲造成和带来的各种瘟疫、剥削和奴役数不胜数。拉美的民族独立之路也异常崎岖艰难，各种起义军被残酷镇压，有的曾经势头很大的民族英雄也常常被自己人出卖导致被抓被杀。

不过相比于欧洲，拉美人民更讨厌美国。

拉美普遍的反美情绪，一方面精英阶级看不起美国的粗俗，一代代拉美精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北美人民粗鄙蒙昧，缺乏教养，目不识丁，重视物质，浅薄幼稚。他们与欧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被认为是成熟优雅的，是古典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墨战争从墨西哥获得了大量领土，引起墨西哥精英的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从历史来看，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目的是在其边境以南获得更大的权力。第三方面是来自美国干涉拉美的外交政策。二战结束后，美国把拉美视作自己的后院，所以不能容忍拉美左转倒向苏联阵营，所以拉美在冷战时期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右翼独裁者背后都有美国中情局阴谋策划的影子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经典的例子就是智利皮诺切特对左翼领袖阿连德的政变。

习惯集权的政治文化 + 大政府 + 政府官员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 + 贫富差距过大 + 民主制度 + 反欧反美 这些buff 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产生极左政府。

拉美极左政府的特点是过度的贸易保护导致本国工业丧失竞争力，过度受到工会约束导致企业很难解雇工人，也就不利于人力资源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快速自生自灭，降低了它们的迭代速度，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度的贸易保护外加其他一些极左政策还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公共部门的工会、受益于高贸易壁垒的实业家、享有垄断实力的企业、国有企业的员工、司法体系中的成员以及教师工会，他们在之后阻挠了很多改革，包括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和改变学校考评方式提升教育质量的改革，导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并没有跨越增长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也导致拉美国家教育质量低下，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技术或者高学历的人才。

这些贸易保护和其他一些的制度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它们在分配问题层面被合理化了，收入被转移给那些多年来从国家受益却未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的特权群体。随着时间推移，制度和经济政策使权力的历史结构和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得以维系。

同时过度的贸易保护会伤害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繁荣。拉美国家进口关税比东亚几个国家高很多。从历史上来看，较低的进口关税一直是与其他鼓励竞争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更为开放的国家，经济政策更倾向于支持竞争和创新。拉美国家解雇工人难度也比亚洲小虎高。许多拉美国家，开办企业异常艰难，烦琐的规制令人窒息，税负难以承受。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的腐败的政府，导致了拉美经济被后面崛起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赶超。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诺思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他提出制度经常是无效的，这是由于纠结于其间的政治力量的作用。交易成本就是个人和企业为从事经济交易不得不支付的成本。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用于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而过于复杂的制度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纠缠会很大程度提高交易成本。

贸易保护的一大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然而经济研究从来没有找到有力而稳健的证据，证明贸易开放会导致贫困人群生活水平系统性地降低。 第一，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作用很显著，而且可以持续较长时间，另一些学者则发现这种增长加速作用只是暂时现象。 第二，贸易自由化改革之后，在出口部门工作的人通常会经历工资和收入的上涨。此外，一旦实现贸易自由化，在过去得到进口壁垒保护的行业就业的人往往会经历收入的下降。因此，将工人从过去受保护的进口行业重新配置到出口行业，对该国收获全球化的全部利益至关重要。要让工人更易于实现重新配置，反过来又要求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雇用或解雇工人不能有太多限制。 第三，在得到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州和省份，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状况往往有所改善。反过来，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是贸易更为开放的结果。 第四，贸易改革和扩大出口使低收入女性有更多机会找到稳定和工资相对较高的正式工作。 第五，通过迫使公司提高效率，贸易自由化诱导企业采用复杂的生产技术。于是，与那些非熟练工人相比，能够操作复杂机器的熟练工人往往工资水平相对更高。这反过来会加剧不平等。这表明贸易自由化改革需要与教育体系的改善相配合，特别要重视对失业工人的培训。 第六，贸易改革对贫困的影响取决于配套政策。一些国家有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有效的转移支付体系，可以帮助那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丢掉工作的人，这些国家能够避免经济开放对某些贫困群体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一国如果缺少社会安全网或者社会保障项目规模太小、效率太低或腐败横行（拉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就可能在贸易改革之后出现贫困率上升。 第七，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在中等收入或较为富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降低不平等，而在极为贫困的国家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对于那些人均收入处于世界收入分布上半区的国家而言，较大程度的贸易开放往往会减少不平等，原因在于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国家有能力和充足的制度来保障实施一些项目，缓和贸易改革对特定群体和地区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八，墨西哥和阿根廷发生的那类宏观经济危机会显著提高贫困水平，往往导致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单纯的实行一些左翼的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其实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这些政策是民粹主义驱动的，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设计经济政策时聚焦于社会状况无可厚非。相反，考虑到拉美地区令人沮丧的社会历史状况，任何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或者方案以减少不平等和贫穷为目的，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问题不在于强调社会目标或目的，而在于采用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它们在短期让人欢欣鼓舞，但之后就会导致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和工资降低。在权力制衡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不可持续的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约束，不至于延续太久或者短期内就造成危机。但是在民粹主义驱动的国家，这些政策由于缺乏制衡，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是典型的例子。前面提到过，墨西哥的危机一部分是技术官僚对于控制通胀的盲目自大导致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控制汇率可以短期见效，立刻获得短期政治利益。

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包括不囿于传统的政党范畴，而是直接求助于民众对特定政策的支持；中下阶层的联盟，毕竟，这些人才是“人民”的核心；偏向城市的言论和政策；对代议制民主即使不是公开蔑视，也抱有矛盾心理。实际上，拉美地区大多数民粹主义盛行的时期，都表现出威权主义的倾向。使用民粹主义言论以获取支持或煽动民众，并非拉美政治家独有。以阶级和收入差距为出发点的长篇雄辩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包括美国和欧洲。然而，拉美的不同之处在于，民粹主义政治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实施这些政策，这极大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但是，这并非该地区民粹主义一再重现的唯一原因。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使意志坚强、魅力非凡的领导人能够通过严重损害经济效率的立法。而经济政策的质量与政治制度的质量直接相关。民粹主义不为左派独有，实际上右派的民粹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过事实证明，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大多是由左翼和倾向于民族主义的政客领导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左翼政府都会追求民粹主义政策。实际上在拉美地区，与乌戈·查韦斯和埃沃·莫拉莱斯并存的是新一代的现代左翼政客，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而是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具体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有效增加社会支出，实施现代监管体制以促进竞争，避免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那种过剩，将公共投资作为吸引私人投资的催化剂，引入避免本币人为高估的汇率机制。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通过不可持续的高额财政赤字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提高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进行收入再分配。

比如拉美很多国家在二战后不同时期都上台了民粹主义政府，实施了不可持续的财政扩张、货币宽松、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政策，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但它们最终都以恶性通胀、高失业率、低工资和严重的货币危机收场。

通胀是一种对穷人影响更大的税负。这种税负主要由那些不能将储蓄转移到国外的人承担。更糟糕的是，在通胀的情况下，消费信贷很难获得发展，穷人被迫生活在仅支持现金的经济环境。没有信贷，小型企业很难发展和繁荣，就业也由此受到损害。因为缺少信贷，住房抵押贷款成为通胀第一件的牺牲品，中产阶层和穷人在购买房产时受到限制，同时无力购买冰箱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多数情况下，消除通胀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时间保持高利率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成功的反通胀政策需要耐心和决心。

民粹主义的四阶段周期：

在第一阶段，民粹主义决策者的诊断和处方得到了充分验证：高增长、高实际工资和高就业率，他们的政策似乎极为成功。普遍的价格控制确保通胀不再是个问题，短缺现象也由进口得到了缓解。存货的消耗和购买进口商品的资金，通常来自外汇储备或暂停支付外债。这种做法满足了需求的扩张，而且对通胀几乎没有影响。

在第二阶段，经济遭遇瓶颈，这部分是需求膨胀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外汇的短缺越来越严重。这时，货币贬值、外汇管制、保护主义以及允许价格反映商品真实的稀缺性，势在必行，同时外汇黑市规模越来越大。通胀显著增加，但是由于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或者政府加强管制，工资止步不前。由于对食品、公共服务和交通等基本品和外汇提供广泛的补贴，财政赤字急剧恶化。

在第三阶段，普遍的短缺、急剧加速的通胀和资金外逃是崩溃的前奏。为了免受通胀之苦，消费者避免使用本国货币，外国货币成为更受偏爱的交换媒介。由于税收明显下降而补贴成本增加，预算赤字急剧恶化。政府企图通过削减补贴和货币贬值来控制通胀，稳定经济。经通胀调整的工资急剧下降，政策变得极不稳定。

最后，第四个阶段是灾难之后的清理工作。新政府通常会采取正统的稳定政策，在很大概率上会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的计划。当该计划被全面执行之后，收入，特别是社会中较为贫困的那部分人的收入，会显著低于整个周期开始时的水平。这一下降不是暂时的，因为这段时期的政治动荡与愈发严重的经济失衡将导致投资减少和资金外流。

90年代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失败，滋生了21世纪的新民粹主义。

华盛顿共识改革失败，外加1994年至2004年间席卷拉美地区的严重的货币危机浪潮，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收入减少、失业上升、工资降低和贫困增加，在汇率政策上重复地犯错，是拉美地区经济屡遭厄运最重要的原因，问题是在经历了这些损失巨大、破坏严重的危机之后，拉美人民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区分现代化和汇率政策的后果之间的细微差别。更有甚者 “固定汇率与依靠市场的总体思路是相悖的。” 这一事实已变得无关紧要，民众知道的是他们曾被允诺可以实现稳定、增长和繁荣，然而国内却爆发了重大的货币危机，货币急剧贬值。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拥有更高生活水平的梦想也破灭了。从而使选民愈发反对这样的改革，并由此使新民粹主义领袖和夸夸其谈的政客在21世纪前十年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

新民粹主义和传统的或者说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的区别在于： 首先，21世纪的民粹主义政府首脑，不强调彻底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不计划实施公共部门工资毫无理由地大规模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民粹主义者似乎懂得有必要保持总体上审慎的财政政策和合理的低通胀。 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获取权力的方式。许多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夺取政权或维持政权。 第三个区别在于他们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新民粹的批评超越了具体的外国公司或者银行。新民粹主义者谴责全球化这一基于大规模的商品、金融资本、观念和人员的国际交流体系。新民粹主义者坚持国家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承的丧失。 迄今为止，新民粹主义者强调将干预性越来越强的政府控制和限制，作为将收入重新分配给特定群体的工具，而非过度依赖财政赤字进行收入再分配。

在很多方面，阿根廷是拉美宏观经济动荡、贸易失衡与爆发严重危机这一历史顽疾的缩影。

2000年之前，阿根廷面临很多经济问题，包括通胀高企，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极少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阿根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主要是货币局制度和固定汇率。

与所有拉美的改革一样，出口商品的生产者，在阿根廷主要是各省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者，最初是现代化改革最坚定的盟友。另一方面，最强烈地反对改革的人是公共部门的雇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当时包括大部分公共事业单位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私有化。

而阿根廷的政府和社会也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包括：巨额财政赤字，特别是在省一级；僵化的劳动法使雇用和解雇工人成本高昂，进而使国内经济在应对本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等外部冲击时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也导致僵化、没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它的贸易政策强调通过南方共同市场进行地区性贸易，阿根廷因此对世界其他地区继续保持相对封闭；要求联邦政府向省政府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的《共同参与法》 导致的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关于权力分配的长期争执； 国内医疗体系被称作“社会福利机构” 的工会运营，效率极低，管制过严，极大地增加了用工成本。

而货币局制度如要成功，财政纪律至关重要。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向民众保证该国公共部门将保持预算大致平衡。

放弃汇率的灵活性并选择将本国货币钉住其他货币的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十分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弹性可以使其在不产生失业的情况下在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应对国际价格的变化。

采用固定汇率制 + 货币局制度的国家，本应在经济增长强劲的好年头产生财政盈余。这些盈余应该被用来建立财政储备基金，以便在光景不好时使用。 但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加上中央和地方在转移支付上的矛盾导致中央政府的节流能力有限，只能继续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因为任何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都会疏远它与各省省长的关系，导致中央政府的支持程度下降。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一个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形同自杀。 僵化的劳动法和劳动力市场使得在固定汇率下，阿根廷劳的动力市场无法应对快速传导到国内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动。 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2001—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把上述这些危机的根源告知选民并不能为阿根廷的选民带来任何安慰。这种情况下，找出一些罪恶的当事人为这次灾难承担责任，不但要容易得多，也非常符合人性。于是，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多明戈·卡瓦洛、“华盛顿共识”、外国银行、多边组织，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成了罪人。

于是新民粹主义者基什内尔上台，采用了反全球化、排外、大量发放福利、停止偿还外债、限制换汇等政策旨在收买底层并且压制通胀，幸运的是，在基什内尔就职时，国际金融形势变得对阿根廷有利。全球利率降至历史最低；阿根廷的石油、矿石、农产品等出口品价格大幅上升；世界经济继续扩张。在2003年至2008年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6%。阿根廷逐步恢复了正常。随着时间流逝，由于收入增长和基什内尔鲜明的民粹主义论调以及强调民族主义的个人风格，基什内尔的支持率稳步上升。 但是在这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显著下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阿根廷仍然需要大量资金，以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大型跨国公司对将阿根廷作为投资目的地缺乏兴趣。这与阿根廷政府冻结存款、债务违约、将合同比索化之前的情形判若云泥。基础建设投资的减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自2004年开始，阿根廷面临天然气短缺，这导致了断电现象，并危及工业生产。2002年之后基础建设投资的下降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阿根廷不能执行向智利出口天然气的合同，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 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居高不下的出口关税、强烈的反商业论调，使大量投资者决定将其工厂迁往乌拉圭或者巴西等邻国，后者在2005年左右超越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尽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征收出口税并不违法，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提高政府收入的方法会导致无效率和扭曲。2007年，通胀压力开始显著上升，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工人强烈要求大幅提高工资。该届政府的回应简直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举措：政府不愿承认问题并进行改正，而选择宣称更高的通胀率是由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错误导致的。国家统计局的大量技术人员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有意操纵指数的政治人物指定的人员。该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回应，似乎是想把不断下降的公信力再次遭遇重创、有可能彻底损坏的现实抛到九霄云外。

之后，基什内尔的妻子上台，采取了比她丈夫更加激进的新民粹政策，最终导致通胀爆炸，民众不再信任本国货币，一拿到阿根廷比索就立刻花掉或者换成美金，民间也喜欢用美金交易，很多对外贸易企业也不愿意把收入换成比索，而是以美金的形式留在海外，导致央行通过本国货币利率和流动性调节经济的能力大打折扣，政府按本国货币比索收税也更加困难，导致政府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由于新民粹政府积累的政府债务太多，导致哪怕后来换了亲美政府，采用货币自由兑换，独立央行，控制通胀，借新账还旧账等政策压制通胀、吸引外国资金能够进来投资、增加人民对自己的货币的信心， 也无济于事。通胀一下来就还不起债，央行只能放弃独立地位，放弃控制通胀目标，随着粮价波动，原来进来的国际热钱都纷纷撤退，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作用。

《掉队的拉美》中将查韦斯治下的新民粹主义的委内瑞拉与中左翼卢拉治下的巴西进行了对比。 查韦斯和卢拉都是改革家，但是成果却有很大不同。

委内瑞拉方面，相关数据表明委内瑞拉贫困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油繁荣带来的红利，而不是2002年后查韦斯政府采取的再分配政策的结果。而且很难找到证据证明穷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如果考量一组更广泛的社会政策目标，如包括减贫、提供就业和缓解饥饿在内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同时期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的成就看上去也不突出。

巴西方面，财政产生盈余，政府债务降低，借贷成本也随之降低，也能获得更长期的贷款，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国际储备，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做好了预防措施，大比例贫困人口在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中受益。

成果的不同源于政策的不同

查韦斯的经济政策就包含三个目标：将重要的战略性企业国有化、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彻底变革社会服务的供应。

他接受了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政策；他裁撤了家庭部，通过社会团结基金会将社会救助事务集中管理，这一新体系由军队管理，并且每年支出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他推进了一系列被称作“使命”或者按西班牙语称作“misiones”的新社会保障项目，主要用于回馈查韦斯的支持者，同时惩罚他的反对者。同时公共支出大幅上涨，而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变得更加没有节制。

卢拉总统完全避开了民粹主义的陷阱。在其任期内，巴西政府表现出对产权的高度尊重，并采用控制通胀的政策辅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从而使得财政和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健康。还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消除饥饿是卢拉推行的社会保障项目的核心主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卢拉政府推进了大量被称作“补贴计划”的项目，以现金形式为贫困家庭提供转移支付。它的设计基于非常简单的假设，收入水平低于国家贫穷标准的家庭即有资格参加。为了得到这笔补贴，这些家庭的孩子必须注册入学，并且每月缺课不得超过两天。这一有条件现金补贴计划在实施之后很快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典范。家庭补贴计划的优点在于它惠及了占巴西社会很大比例、从未从社会保障项目中获益的一大群人。

政策的不同源于两个国家最近历史的不同

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之路并非始于查韦斯或卡尔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梅·卢辛奇主政时期，民粹主义便已初露端倪。 1989年，当卡洛斯就任总统时，委内瑞拉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外债规模巨大，财政赤字失控，食物短缺，信贷几乎完全消失。新政府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采取大规模“休克疗法”以解决这些问题。

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台5年之前，于1993年便已停止实施现代化改革。查韦斯之前的总统是拉斐尔·卡尔德拉，卡尔德拉按照民粹主义政纲执政，其政府废除了大多数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推行的相当温和的改革。委内瑞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是十分温和的、短暂的，不仅执行不力，还经常出现逆转。

因此，严格来讲，查韦斯执掌政权并不是由“华盛顿共识”造成的，而是数十年的腐败、经济停滞和部分委内瑞拉精英过度自满造成的恶果。1998年查韦斯当选时，委内瑞拉弥漫着绝望的情绪。

巴西有着长期的民粹主义传统，即领导人在具有进步性的、家民族主义的和强调再分配政策的言论基础上，实施民粹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一段短暂的快速增长之后，就会有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一系列危机出现。 过去的巴西军政府虽然具有明显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但仍继续执行政府主导的、以通胀为代价融资的进口替代型经济政策。由于缺乏国内和国际竞争，大多数企业未能实现创新或生产率的提高。 之后1989年科洛尔·德梅洛总统上台，他的经济政策有三项基本因素，即降低通胀率的“休克疗法”、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政府现代化。该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91年巴西的通胀率降低至430%。然而，政府未能控制住财政赤字，1992年通胀率再次上扬，达到了950%。虽然他因为腐败被弹劾下台，但是他的私有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巴尔加斯创建巴西第二共和国以来，国有企业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理念第一次受到质疑。很多大型上市公司被出售，为21世纪一些非常成功的巴西跨国公司的崛起开辟了道路，这其中包括喷气式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

再之后巴西佛朗哥政府推出雷亚尔计划，这个雷亚尔计划由四部分组成：创建新的货币，即雷亚尔；废除导致通胀恶性循环的指数化；通过向金融交易征税弥补财政赤字；使雷亚尔与美元挂钩。 1994年，卡多佐当选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亚尔计划的成功。在执政的八年里，卡多佐既没有应用其学术著作的观点，也没有关闭巴西经济的大门，以尽量减少巴西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而是凭借担任财政部部长的经验，推行了旨在使巴西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各种政策。不过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钉住汇率导致本币高估，刺激了投机活动，损害出口竞争力，还引发愈加严重的贸易赤字。1999年1月，巴西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导致本币贬值20%。为了应对危机，他放任货币币值自由浮动，以反映市场的力量，还实施了推动货币体系现代化的方案，该方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通胀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他实施了一项务实的财政计划，旨在将巴西公共部门的债务降至某一特定的阈值之下。他使巴西经济避免了再次崩溃，稳定了币值，为可能出现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2002年卢拉掌权时，巴西却笼罩在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氛围之中。

政策的不同还源于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

查韦斯大半生在军营中度过，他的世界观是怀旧的，以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为楷模。查韦斯虽然同样避免利用陈旧而腐败的官僚体系推动社会服务（事实上，他也建立了相应的社会计划），但他却是用一套以徇私舞弊为基础的新官僚体系代替旧的。

而委内瑞拉的制度缺乏约束这些政策所必需的制衡机制。

卢拉一生在工会里锤炼，早年就熟知左翼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中的细微之处。 更重要的是，卢拉很早便意识到柏林墙的倒塌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左翼政党（包括他所在的劳工党）将不得不转变自身的政治观念、目标和战略。卢拉建立了一种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观点，足以迅速地适应新环境。在整个任期中，他的目标始终是将巴西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社会民主国家，缩小它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卢拉就已经意识到生搬硬套社会主义必然失败。他承认经济激励的重要性，意识到通胀始终是增长和繁荣的绊脚石，更懂得包括外国投资在内的所有投资对提高生产率和加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还知道，只有防止过度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重点关注应覆盖的人群，社会保障项目才有可能奏效。

同时巴西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约束行政部门，避免推行不负责任的政策。巴西的公共政策比委内瑞拉的更稳定、更连贯，也执行得更好。它们更有可能提升大众的福利水平，将稀缺资源配置到能为全体民众带来更高回报的用途上。而且如果某些政策明显无效，巴西更有可能改变航向。

在《掉队的拉美》中，智利是被最为推崇的国家，也是作者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允许一批技术官僚改变现状，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改革，让当时势力仍很强大的集团付出了代价。数十年来一直享受租金和特权的强大家族，突然之间受到那些赞同效率原则并极具生产力的新进入者的威胁。业已习惯保护主义的产业巨头被迫进行竞争和创新。习惯于不劳而获和对公众态度恶劣的公共部门官僚，也在突然间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生产率和效率的提升，企业家精神涌现，富有创新精神的私营部门随之诞生，智利由此步步迈向繁荣。在改革初期的大部分时间，政府对国际资本的流动予以严格控制。比如资本流入后必须在银行存满一年才能流出etc

左翼人士长期的反思和分析，是打造智利奇迹的根本原因。在漫长而痛苦的流亡岁月，左翼政客坚信有必要使本国经济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有必要创建一个鼓励效率和创新、依赖生产率提升的经济，以之作为增长的主要引擎。他们逐渐相信民主、包容、社会进步、生产率提高与尊重法治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成功的关键是通过实施一套鼓励创新和竞争的，以及为不太幸运的人提供有效保障的政策组合，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智利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在拉美地区首屈一指。通胀可以说从根本上消失了，贫困现象明显减少，一个坚实可靠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智利中左派的民选政府依然决定扩大市场化政策的范围，执行的许多政策与“芝加哥小子”和“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这些政策的深化并不是由于中左派政治力量别无选择，而正如作者指出的，是因为这些政策成果显著。芝加哥小子”获得这种影响力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原来以渐进手法解决人民团结阵线导致的经济失衡，特别是通胀的方案，没有像预期的那般奏效；其次，在危机时期，“芝加哥小子”提出的政策看起来更具有内在一致性，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以智利经济史上的经验与统计研究为基础。

虽然智利和巴西让大家看到了拉美走出泥潭的希望，但是拉美的未来依旧迷雾重重。

首先就是智利因为做的太好，反而被其他拉美国家排挤。

其次高通胀，人民对本国货币的不信任，高外债，使得拉美国家积重难返，无法实行有效的自由化改革政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在基什内尔夫妇的新民粹主义政策之后，亲美政府采用货币自由兑换，独立央行，控制通胀等政策依旧无济于事。

再次是毒品泛滥腐蚀业已腐败不堪的政府。

从长远来看，解决非法毒品问题必须减少主要消费国的需求，但是美欧这些主要毒品消费国对控制毒品却持有暧昧态度。

而毒品贸易的扩散会大量暴力，在某些地区更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

更严重的是毒品生产、非法交易与经济表现、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影响。在经济不振、就业停滞、工资下降的国家，非正规经济和违法行为往往呈现上升态势。腐败和贿赂的文化逐渐形成，法治水平迅速下降。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在这些国家更容易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创新或者增加对机器设备的投资，几无可能。外国投资不会流向一个缺乏安全和保障的国家。除此之外，犯罪活动猖獗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拥有运转良好的教育体系，更不必说提高工人的技能，以成功应对全球经济挑战。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犯罪和腐败的流行会阻碍经济进步，而经济不振又将进一步滋生犯罪和违法行为。

好了以上主要是我对看过的材料的重新梳理和总结，90%以上是在抄书，不过逻辑链是我自己的。。。

下面是我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关于《被切开的血管》和《掉队的拉美》这两本书的对比，这篇文章主要摘抄的是《掉队的拉美》的内容，当然也结合了我对《被切开的血管》遗留的记忆。

《被切开的血管》 认为拉美的问题是欧美干涉和掠夺太多，而《掉队的拉美》则认为是自身制度文化问题，感觉两者并不矛盾。欧洲的殖民奠定了拉美的政治文化基础，自然资源的特点有很大程度影响了拉美的经济结构，这些都导致了拉美制度文化的问题。拉美的资源又让欧美财团垂涎欲滴，导致中央集权的贪腐政府又被欧美利用进一步掠夺拉美的资源。同时当拉美出现很得民心的领袖以及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契机时，又常常被欧美支持的政变打断，陷入无力改革的泥潭。

第二是关于民主制度的思考

民主制度从来无法做出最正确的决策，甚至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正确的决策，因为一个国家包含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一个政府要处理的事务又及其繁杂，有些决策可能符合某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但是伤害了另一个，有些决策可能是各个利益集团共赢的，但是又有成果分配公平性的问题。而且大部分选民投票时也不知道什么政策是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因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学科，大部分人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即使是顶尖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未必知道答案。再者选民投票时还要克服人类短视、只注重短期利益的天性，这种能力需要更长时间的教育，以及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90年代的全球化政策，虽然让美国经济进一步腾飞，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也导致五大湖工业区的衰弱、国内贫富差距的增大、大量工人的失业等等。所以民主制度最大的价值设定正确的目标和执行方式，而在于反馈与制衡，民众通过投票给政策的效果提供反馈，让新一届执政者决定是否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或者换一个方向。同时不同利益团体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互相博弈互相制衡，避免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被伤害过多，也避免国家过度极端化。

对于一个类似拉美还没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衡、社会被政府或者利益集团绑架、或者经济陷入泥潭走不出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解决方法可能是首先要设立一些长期主义的stakeholder，例如最高法，独立的中央银行，第二是需要一些改革契机，让既得利益集团自愿让渡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换取安全或者长远利益，最终让政治架构更加平衡完善。

第三是关于国家债务的思考

一个国家欠债太多，尤其是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会给未来的经济、金融改革设置很大的障碍，让这个国家陷入债务泥潭无法自拔。拉美就是一个明证。美日欧等国政府虽然也有很多债务，但主要是本国货币的国债，可以通过央行印钞防水暂时缓解，同时这些国家国力和生产力相对强大，使得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投资者更愿意将钱从拉美国家抽出来注入美日欧的市场作为避风港，而且这些国家也有独立央行和成熟的权力制衡制度能够限制过于激进的金融政策。但是这些国家的国债还是在日积月累地增多，只要危机不爆发，即使是有制衡机制，问题还是会慢慢变大，等到最后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社会会经历怎么样的动荡和通货膨胀呢？我想象不出。也许正如类似《反脆弱》等书里提到的观点，集中度过高的系统，危机来得也越大，比如国债。而更加健壮的系统，是通过不断经历小危机然后自我再生修复而诞生的。不过也有另一种更加乐观的可能，就是虽然债务越来越多，但是社会不断发生科技革命，类似电气化、信息技术、ai等，导致生产力发生跃迁，国家能够收到更多税从而更轻易地还债。